“五四”以后,中国人对本土文化抱着轻视的态度和否定的倾向,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进而逐步形成一种文化自卑。对艺术传统创作也引进了西方的品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东西,本土文化和艺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画创作一直没能耐下心来好好地研究传统,研究中国文化的体系。虽然经历了二十余年不断的创新实践,在艺术语言、艺术形式、技法乃至观念方面都有了一些与世界艺术发展趋势和时代融合的迹象。但由文化冲突而带来的艺术创作深层的变革,给创作者在心理上形成了障碍。因此,我们还要在发展中时时清理它、交融它。

　　艺术创新一直是与艺术创作相伴始终的。探讨创新,我们不能离开中国文化资源的立足点,它只能是现时代,不可能是别的。我们固然不能离开传统,不能离开以前解释的诸多的创作“观念”,但我们毕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对我们而言,意味着“现代性”这一特征,必须站在现代这个时间维度并以现代主体的身份反省和透视传统文化。就艺术创作而言,“现时代”不可能是凝固的、停滞的, “现代性”在其展开中,不仅预示着未来,而且包含着过去。这不只是所谓的“生活积累”和“文化积淀”的问题,还有创作主体自觉的选择问题。

　　但是艺术创新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传统文化也能够解释现代、批评现代。当我们以现代意识重新透视和解释传统文化时,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部分就已经被带进了现时代,被带进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形成创作语汇,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要求我们的创作不仅要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能力,克服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而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溯本求源”,以领悟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及其“现代性”的问题。

　　可能许多画家的创作仍在两者之间徘徊——传统的和现代的。传统中国画更多的是从文化角度着眼,文人画之“文”便是传统艺术的核心。但历代大师都是在摆脱了当时的那种真正传统之后,拓展了更宽广的创作天地。比如徐渭的大写意是反当时宋元以来崇尚精谨画风的。他把创作理念即“意”推到了表现的首位。后来的石涛也是以其从生活的积累和对自然的感悟,打破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创作概念,把创作作为了一种对理念和文化的追求。当我们论述具体中国画时,都离不开“形”与“神”。而“形”与“神”作为中国画创作的核心要素,是超越了传统和现代的,更是在“形”与“神”中体现文化的内涵和精髓。这就需要画家的创作首先要树立文化自信,必须依一定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主要是由精神文化作用于人而产生的观念的张力。文化张力来自历史传统,近乎民族精神的同义语,不然的话,“形”与“神”都会变得庸俗或媚俗。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呢?法国艺术家克莱尔曾说,画家乃是一块土地的儿子。我想,国画家也跟这块土地有关,“这块地”就是本土文化。在当今全球背景下,中国画在和谐的发展中会再次面临冲突与选择。未来的中国画是什么样子,还是值得画家和文化学者共同思考。回到文章开始提出的问题,中国画为什么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僵化局面,其原因是中国人的文化自卑限制了它的创造力。艺术创新和创造力应来自于文化的延续,是文化精神或艺术精神的自觉。当下创作对文化的冷漠和创作自身对文化的缺乏,乃至艺术市场对创作的影响,必将导致中国画创作酝酿新一轮的突破。

　　上一个世纪的艺术创新一直是与外来艺术的冲击相联系的。艺术需要借鉴和融合,需要在进行比较、评判中凸显其中的文化价值。现在应是一个经历了比较、借鉴和评判后回归文化的时候了。大凡一种“文化”,要能成为“传统”,总有其相当的底蕴和积淀;一种“传统”能成为“文化”,也必有其确实不朽的精神价值内含其中。“文化”、“传统”也都面临瓦解和再造的问题。文化的自信,来源于对传统的认识力,对时代的生活深度,对语言的创新和应用能力,以至对艺术创作的文化自觉性。文化的自信,也应是创新的产物。要追求中国画艺术的崛起,必须要意识到这个时代已造就了什么样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创作的影响。

　　就创作而言,中国文化虽然有丰富资源,但在创作上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倒不是因为它缺乏超越性,而是因为当下的创作确实有它现实层面的缺陷。从创作过程来讲,就是说创作要把内在性文化转变为外在性文化,同时又保持其内在文化的特质,使内在性与外在性结合起来。现在到处都在讲艺术“回归”,东方人在讲,西方人也在讲。但是,这种“回归”,回归到哪儿?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跨越,即“回到元点”,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且是空间上的跨越,即实现不同文化和艺术形式之间的信息传播与相互交流。

　　中国画的创新,真的需要唤起文化自信了。